普林斯顿化学系的新教学楼很漂亮，那种现代大学才有的明亮。大面积的玻璃，浅色的木头，空气里没有任何历史的重量，干净得像一张刚拆封的白纸。大礼堂的座位从前排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，阶梯式的，坐满了人。我找了个不太显眼的位置，把外套搭在椅背上，像一个假装自己属于这里的人。
学生们陆续进来，随便找个位置坐下，动作自然得像回自己家客厅。他们很年轻，年轻到让我有一瞬间不知道该把目光放在哪里。这是普林斯顿，全美国最聪明的一群孩子聚在一起的地方。但他们看上去并不像"最聪明的孩子"——没有人额头上写着什么，他们只是穿着帽衫和运动鞋，喝着咖啡，和旁边的人小声说笑。那种松弛让我羡慕。不是羡慕他们的聪明，是羡慕他们还拥有那种不知道前方有什么的松弛。
他讲到从众心理。讲人在群体中如何不自觉地放弃自己的判断，去追随一个可能是错的方向。他用了阿希实验做例子，问学生们：你觉得自己会是那个坚持说出正确答案的人吗？几个学生举了手，很自信。
我没有举手。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会，而是因为我知道答案没有那么简单。四十七岁的人听这个问题，和二十岁的人听这个问题，感受是完全不同的。二十岁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当然会坚持，因为你还没有真正被孤立过。你还没有在一个会议室里，所有人都点头的时候，独自说出那个不同意见，然后承受接下来几个星期的沉默。你还没有体会过"正确"和"正确但没有用"之间的距离。
所以那些理论，对坐在前排的孩子们来说，是需要记住和理解的知识点。对我来说，它们是另一种东西——是回忆，是伤疤，是某些深夜里翻来覆去想不通、后来慢慢想通了的事情。
课上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了墨尔本。二十多年前，我也是这样坐在一间大教室里。那时候我听课，大部分时间是在努力跟上——跟上语言，跟上逻辑，跟上那些我还没有经验去理解的概念。我记得自己很用力，但那种用力是悬空的，脚底下没有什么可以踩实的东西。
现在我坐在这里，每一个字都落在实处。不是因为我变聪明了，是因为我活过了那些东西。那些理论不再是理论，它们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，像骨骼上的纹路，你不需要去看，但它一直在那里。
我想，人生真的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馈赠。不是给你新的东西，而是让你用不同的眼睛，把旧的东西重新看一遍。那些当年没听懂的课，那些当年以为和自己无关的理论，在几十年的弯路和跌撞之后，忽然变成了一面镜子。你看到的不是知识，是自己。